我知道我必须说服刘哲一伙人，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而我再怎么样，也摆脱不了草莽的命运，况且我也很喜欢这种身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傲气，尤其当他们的这种傲气被我惯的更加精萃后，他们的脾气更是倔得不得了。民国党中央和国民党相比远为松散，中央的主席就像英国的君主，临朝不理政，正副理事长把持着中央各部的日常运作，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联络和协调，没有强制的权利，作为党的最高机构决策委员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召开，除了极少数需要重大决定的场合，比如同盟总督的选举、针对徐海事件的态度。这使得作为党的各地的领袖人物的决策委员往往对很多问题存在意见的分歧，我知道刘哲尽管对我的行动表示了支持，但是还有很多人表示不满意。财政是个蛋糕，一份割得多了，其他的就少了，随着军费支出的增长，这些年教育支出的比例在小比例不断减少，同时同盟政府对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的支持也几乎没有增加，唯一不断膨胀的是军费以及以及对军事工业以及相关的重工业的支持。考虑再三，我决定利用主席的权利，第一次亲自要求召开党的决策委员会会议。我想利用这一次机会对全党做一次动员，统一各方面的目标，停息各方面的争论，为全党勾勒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真正的民国的可行政治蓝图。我首先和刘哲进行了商量，此时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他认为也有此必要，于是我们就吩咐袁金恺立即准备。这些年来，我出任总督，刘哲出任议长，他这个副理事长可算是中央“真正的握权者”按照计划，所有的人将会在明年一月份来东北，并在逍庄开会“解决分歧、共谋国事”的同盟重工业经济在政府支出的带动下的发展是惊人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中增加了55万吨，达到了155万吨，煤产量为4300万吨，石油产量为160万吨，汽车产量为万辆。尽管如此，由于钢铁需求量的猛增，同盟再次出现了大量进口钢铁现象，当然钢材的价格也在不可避免的上涨不免赚了个大满贯，但是我知道，这种现象维持不了多久，明年的钢铁产量在高价格的刺激下，很可能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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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日本我节省了大量的人员费用。尽管如此，我心里盘算，一旦军队扩军完成，在一年之内不打仗，我恐怕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为了筹足经费，我一方面在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要求各方面适度的缩小预算，另一方面又开始频频的和议会交涉，希望他们能够增加拨款。但是几次交涉，刘哲都已难以承受为由挡了回来，而我的得到的唯一承诺就是军费占财政的比例可以扩大到40-45，而且条件还是我要给他有效的政治承诺。我知道他的意思，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统一国家的可行的完整方案。民主不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却没有比民主更好的东西，当然民主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实现，但是当民主能够实现的时候，她就会证明她的价值。在同盟议会的早期的时候，我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声望是我基本上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自己希望的议案。可是现在问题却来了，同盟六年来的基调是息兵霸战，数次进军关内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号，进去了很快又出来，这是的同盟在民间有着良好的和平声望。与此相关的是，同盟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比较低，一般也就是在30左右。现在却要大规模的扩军，而且同盟至少表面上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不给一个解释的话，议会是断难通过的我的庞大的军事预算案的。同盟1924年同盟的财政收入是亿，其中军费支出是1亿元，除去3000万的人员支出，2500万的装备维持费，只有大概4500万的军备采购费，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按照这个数量24、25、26三年，大概只能获得亿的采购费，而实际上初步估计一下最少也不可能少于2个亿，这中间有如此巨大的缺口。军方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忍受，我的千秋大业不能被钱挡住了去路，只要能把钱搞来，一场大战，我会连本带利的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