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教育局的领导来学校找她，说想给她搞一个“欢送仪式”，被她拒绝了，有记者想采访她，也被她拒绝了。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支教两年期满的时候，安慧没有走。

走了几十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安慧每一次都笑着送他们走，然后一个人走回校园，坐在操场边那棵老槐树下面，安静地待一会儿。

最后一天，安慧收拾好行李，最后一次站在操场上。

教室的门锁了，窗玻璃上有些灰尘，在等待着开学的“大扫除”。

然后又续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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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转过身，拎起那个旧帆布行李袋，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机耕道，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她续了两年。

安慧从车窗往外看，滑坡的山体像一道巨大的、新鲜的伤疤，裸露的黄土在绿色的山林间显得触目惊心。

“我不是来‘奉献’的，”她说，“我就是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你们不会给一个在这里住了十年的人搞欢送仪式，对吧？”

孩子们都放假了，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

十年里，她送走了六届毕业生。

轮碾过的时候，有些小石子被弹飞。

那所学校还在，三层的白色教学楼，红色的屋顶，操场上那根旗杆，旗杆顶上的国旗。

有的孩子哭，拉着她的手不肯走。

安慧在那棵老槐树下站了很久。

安慧在山里的那所小学，一共待了十年。

每年毕业典礼的时候，她都会站在校门口，一个一个地送孩子们离开。

安妈说她爸享福了，无病无灾活到九十睿，一觉睡没了，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在山腰上静静地立着，安慧看了几秒，然后转回头，继续走。

旗杆上的国旗被风吹得啪嗒啪嗒地响，她已经听惯了这个声音，刚来的时候还觉得吵，后来习惯了，再后来，没有这个声音反而睡不着了。

十年里，她教过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小学的所有科目她都教过，因为学校老师不够，一个人要顶好几个人的岗位。

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深了，腰也不像从前那么直了，走路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膝盖疼，还是老了啊！

十年支教期满的时候，安慧六十五岁了，她得回家了，安爸安妈已经快九十了，就算有安慧给他们吃的丹药，也快到大限了，她得回去陪他们。

有的孩子不哭，但走了一段路会跑回来，把手里攥了很久的一朵野花塞进她手里，然后转身就跑，跑到拐弯的地方，停下来，远远地看着她，然后挥挥手，消失在路的尽头。

十年里，她老了很多。

六十八岁那年，安爸走了，走的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和安妈在小区里遛弯，第二天就再也没醒过来。

老槐树还在，那年她刚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大了，十年过去它好像没怎么变，叶子还是那么密，夏天的时候还是把半个操场都遮在阴凉里。